1919年5月17日，杭州印刷工人组织“救国十人团”，提倡国货，抑制日货，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二十一条”，开展各种形式爱国活动。

五四爱国运动使深受压迫、生活困苦的浙江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活跃起来。五四爱国运动也使青年学生们树立了“劳工神圣”的观念，认识到只有劳动者才能担任改造社会的使命，他们积极与工农结合，接触工农群众，调查研究，举办工余学校，直接对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由于各种新刊物的创办，使杭州学生较多地与杭州印刷工人发生了联系，并得到了工人们的大力帮助。在当时，印刷工人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又能够经常接触进步的印刷品和知识分子，使印刷工人能较早地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1920年七八月间，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杭州印刷工人在五四时期成立的“救国十人团”基础上，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简称“互助会”），有会员70多人，领导机构为评议会，由倪忧天任总干事，徐梅坤任宣传股长，田恺任总务股长，陈豪谦任社交股长。该组织打破了旧式行会按地域、籍贯、宗派形成的格局，除资本家、高级职员外，工人都可以自愿参加，并且还制定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草案》，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完备的组织机构。它不仅是浙江省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也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

互助会成立后，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与资方协调将原来工人生产实行的“包工分工制”改变为“包工统工制”，目的在于限制资本家无节制的剥削，得到了工人们的拥护。按照这种新制度，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工资还有所提高，而资本家不能任意要求无故加班。12月，互助会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帮助下还创办了浙江工人的第一份刊物《曲江工潮》。互助会还于1921年1月开办工余补习学校，请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给学员上课，有29名工人参加了学习，其中很多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扩大影响，推进杭州工人运动的发展，互助会还起草了《杭州工人协会对国民会议决议案》，并在互助会的基础上筹建了杭州工人协会筹备会。互助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关系密切，承担过上海共产党组织宣传品的印刷任务。1921年10月，中共中央指派倪忧天作为杭州工人协会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并在大会宣言上签字。互助会的活动引起了资方的仇视。1921年11月，杭州印刷公司经理的亲信无故殴打排字工人，工人们向经理交涉未果，当即决定以罢工表示抗议。由于互助会骨干缺乏斗争经验，罢工很快失败。互助会虽然于1922年11月被迫解散，但经过一年半左右的活动和斗争，锻炼了徐梅坤、倪忧天等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这批印刷工人也成为了以后浙江工人运动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