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民族资本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财团——“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的核心和重要支柱。20世纪20年代初，金城银行抓住郑州开商埠、商贸活动日盛的商机，设置分支机构，扩大存款、放款、汇款业务，成为河南地区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郑州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
20世纪初期，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先后修成通车，郑州因交通枢纽地位而迅速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经贸活动的持续繁荣和对交易需求的不断增加，吸引国内众多的银行纷至沓来，金城银行乘势进入郑州乃至于中原地区。
20世纪初，在铁路、火车的拉动下，郑州迅速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也开启了城市自身向近代商贸城市的转型。在诸多商品的流通交易中，盛产于陕西、山西（东南）、河南、冀南的棉花循京汉铁路、陇海铁路汇聚于郑州，继而转运至沿海、沿江地区。便利的交通持续拉动着经济发展，催生着新兴行业产生和经营方式的变化，郑州火车站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商业圈。
1905年1月，河南巡抚陈夔龙上报清廷，申请郑州自开商埠并获批准，但未及全面开展。1922年，河南省再次电催北洋政府批准郑州开埠。3月31日，北洋政府颁布大总统令予以批准。开埠成为郑州向区域性经济中心都市发展的又一契机，伴随着以棉花为中心的商贸活动的发展，先是棉纺织业，既而是制革、制皂、面粉加工、蛋品加工等大小工厂纷纷开工生产，便利的交通加快了原料、产品、市场、消费间的周转，增强了郑州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力。
但是，郑州存在着诸多制约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短板”。其中，又以金融业的滞后和金融秩序的紊乱较为严重。
20世纪初期，郑州仅有豫泉官钱局一家官办金融分支机构，且经营不善，亏累经年。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虽有介入，但业务重心在省城开封，经营范围有限。为数众多的金融机构是由钱庄、票号演变而来的银号，包括省内知名的同和裕、信昌银号的分号和诸如豫大、鸿昌、鼎新、豫盛和、源和胜（城内）、源和盛、益记、振大、豫兴、振章、豫丰和、中生仁、豫丰德、公茂、同德长、大亭通、福成、协聚会、泰生仁、新明社、祥成合、豫顺和等20多家小型银号。这些银号均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异地汇兑为主并发行庄票，但普遍资金薄弱，除4家资本在20万元及以上者外，其他各家资本额仅在5000元—30000元之间。在经营方式上，虽然公开利率，注重信誉，但交易方式往往比较落后，一般交易结算采用单项结算，交易款项要由郑州汇往上海或汉口；由一方汇款，且手续费较高。这种状况限制了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交易，迟滞了商品流通速度，与规模日增的商贸活动极不适应。
1919—1922年间，日本青岛守备部职员林重治郎在其调查报告《河南省郑州事情》一书中，他预期“郑州地处中原，作为战略要地，会成为将来内地的政治经济中心”；“随着郑州的逐渐发展，以前从汉口、天津、上海等地的商人手里经手的交易早晚会被郑州夺得”。他建议日本方面派更多专家来调查郑州市场，推销商品，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他认为，资金雄厚的银行的开设“是搞活郑州金融市场的唯一途径”。而当前“只资金结算手续就能获得很大利润”“只靠结算差额也获利不小”的机会实在不可多得。
金城银行率先进入郑州市场
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凭借与政府财政部门的特殊关系，业务迅速扩展。1922年底，金城银行进入郑州，并沿京汉、陇海铁路布点。受政治、军事等因素掣肘，经营业绩时有起伏，反映了民族资本金融势力向内地扩张的曲折。
金城银行最早进入郑州的是其附属企业通成货栈公司。1922年10月，通成公司在郑州设立分公司。是年，郑州地区棉花流通极为兴盛，日交易量数千甚至上万包（每包90公斤左右）。棉花经打包到运输的过程中，堆存待运是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经营堆栈成为通成公司在郑州的主要业务。据记载，通成到达之前，郑州已有惠元、豫安、公济、信丰、公兴、永丰、古宏、豫茂、豫西等9家堆栈，但面积普遍狭小，平均库容量仅两万包左右，各种必需的设备非常简陋。通成棉花堆栈按高标准建立，大大提高了棉花储存量；而且通风、防火、防潮、装卸等工作设备和安全设备一应俱全。秉持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商业的发达全赖货物之流通，而流通货物又多赖于货物及押款、押汇等事业”的经营理念，通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棉花的堆存为主要业务（棉花在栈内储藏者），并据此促进银行的押款、押汇业务。次年2月1日，金城银行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兴隆街设立分（代）理处，由通成公司郑州分公司代理，举凡一般储蓄、信托、仓库、外汇等业务逐一展开。
由于时局的动荡，金城银行、通成公司在郑州的经营并不顺利。1920年—1930年间，郑州多次为战争所累，或为主战场，或为后方基地，铁路客货运输无法正常维持，商品集散流转受到根本阻隔。持续不断的动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使经营环境恶化，以致通成公司郑州分公司业务受挫，年终结算无不亏损。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河南、郑州地区局势趋向安定，工商业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1931年8月1日，金城银行郑州分理处改组为办事处兼储蓄处。1934年7月1日起将郑州办事处改组为分行。在此前后，金城银行郑州分行除了在省城开封开办储蓄处外，基本上沿平汉路、陇海路布点，如潼关办事处兼储蓄处，主要业务面向豫西、陕西的棉花；许昌办事处兼储蓄处，主要业务面向该地区的烟叶；新乡办事处兼储蓄处，主要业务面向棉花等；焦作储蓄分处，主要业务面向中福公司的煤炭；道口办事处兼储蓄处，道清铁路终点，焦作煤炭外运枢纽；彰德办事处兼储蓄处，主要业务面向棉花及煤炭。
与此同时，通成公司在原有堆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郑州车站及其附近修建“对辅助银行业务有重要作用”的储运仓库，同时也在彰德（安阳）、焦作、许昌等地广为修建。1930年，由金城银行创办的太平保险公司郑州分公司成立，承接河南、陕西等地货物等的火险、水险业务。
金城银行撤离郑州
到1937年，金城银行基本上完成了以郑州为中心，沿平汉铁路、陇海铁路的中原地区的金融网络构建。这一时期金城银行发展迅速，通成公司棉花、煤炭经营也有较大收益。其中，郑州分行的经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前后，日商黄泰、三宜洋行派人由汉口到郑州，从事棉花、牛羊皮及土产杂货的交易；青岛日商也派人到郑州附近收购桐材并就地加工转运。据统计，1919—1921年间，日商在郑州经营商品数量价值达466万两白银（据正金银行调查），其中仅棉花一项即达10万担，价值260万两白银，其他包括牛皮、牛油、羊毛、花生等类，而每月交易额有6万—7万元的桐材尚未计算在内。1922年统计，在郑州的日商多达23家。
开埠之前，外国商人在内地收购货物并不合法。即使开埠之后，用于出口货物的采购及外运也都有严格规定。但由于军阀间长时期的纷争，地方政府对相关事项监管缺失，使外商有可乘之机。日商在郑州的棉花收购较多采取代理商的方式，当地一些大的花行如玉庆长、慎昌、利兴长、玉兴成等，都与日商有购销契约关系。
1934年，通成公司扩大对棉花、煤炭的采购和运销，在上海、天津市场声誉良好的“灵宝棉”和豫北棉均由金城银行郑州分行及通成分公司在河南收购集于郑州后外运。通成公司对于打包、分量、水气切实注意，力戒搀水搀杂现象，以信誉行市场。在推销方面，除了华厂外，主要面向日商。为此，通成公司聘请与日商联系众多的冯隽生为棉业部专员，统筹郑州、通州等处的棉花收购及向日信、江商及各日本厂家的推销。
1935年9月，日商东洋棉花株式会社正式委托通成公司代购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境内的棉花，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日商限定品种、数量、价格、日期等，通成询产地机关后回复，认可后订定。双方商定以每年1万担为最低限度；1万担以内，通成公司每担收取佣金3角；1万担以上，每担收取佣金2角5分。
20世纪30年代，官僚资本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先后进入郑州，大大挤压了民族资本银行的生存空间。再加上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影响，郑州市场出现衰落的趋势。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加剧，最终导致金城银行郑州分行的撤离。
1933年，因挤兑风潮的发生，河南民族资本金融机构信昌银号倒闭、同和裕银号勉力支撑。影响所及，郑州棉花市场萧条，资金周转迟滞，各行栈购销均现款清交，往日惯常的拨兑转账交易难以照旧。11月，郑州棉花各行栈全体罢市，反对政府增加棉花营业税，要求改善市场经营环境。其后，当局多次协调在郑各银行，尽量放款救济市面，延缓催收欠款，准以不动产抵押借款等，以维持市场秩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金城银行郑州分行奉地方当局令代兑河北省银行钞票，与中、中、交、农官办银行的软磨相比，金城银行“拒既不能，收亦非是，殊感困难”。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虽限制了一般储户取款额度，却对“工厂、公司、商店及机关之存款，为发付工资或与军事有关”者，可另行处理。由此，郑州金城银行的存户平汉铁路管理局、陇海铁路管理局、襄八盐号、驻军、邮政管理局等，“无不借词发放工资与军事有关两项理由，用公函证明不受限制”，集中提现，直接导致郑州分行头寸紧张，难以应付。
1938年2月，金城银行郑州分行迁往汉口。1941年2月，改为郑行整理处，办理未了事宜。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城银行郑州分行于1946年10月复业，在此前后，开封支行复业，焦作办事处、新乡办事处先后在无锡、徐州复业。但是，郑州及中原地区是内战的重要战场，银行业基本没有正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1948年7月，金城银行郑州分行、开封支行先后裁撤。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与民族工商业互为促进，一度有所建树。但受制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难以有独立的长足发展。金城银行在郑州“立足—兴盛—衰落—撤离”的历程，正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金融机构艰难发展的缩影。（徐有礼）
